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。要巩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成果，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，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，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有必要就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理论分析，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。

去产能、去库存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

■ 让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

■ 放宽市场准入

■ 取消对“僵尸企业”的补贴

近几年“去产能、去库存”成效显著，于是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下一步去产能、去库存应重点转向扩内需。这里涉及一个基本判断：产能过剩到底主要是结构性原因还是总需求不足？判断不同，应对办法自然也会不同。中央指出，当前国内产能过剩主要是结构性的，对此我们可从“局部均衡”和“一般均衡”两个角度来分析。

从局部均衡角度看，假若某商品价格由供求决定，则该商品不会过剩。以电视机为例，若厂商定价是每台3000元，消费者出价也是每台3000元，电视机正好供求平衡，产品不会压库。反之若厂商定价3000元，消费者出价2500元，此时厂商若不降价，电视机就会积压。由此可见，一种商品库存增加，原因是不能持续降价。

商品供过于求，厂商为何不降价呢？原因是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，企业就会亏损。换句话说，是商品的销售价格被成本锁定了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企业要是短期内不降价只会增加产品库存；但若半年不降价，企业就得限产（比如关闭部分生产线），形成产能过剩；而如果超过一年还不降价，这家企业就会变成“僵尸企业”。

以上分析的是一种商品。从一般均衡看，市场之所以存在产品库存与短缺并存，原因其实也在价格。瓦尔拉斯定律说：在理论上，市场一定存在一组价格体系，可以令全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平衡。反过来理解，市场如果不能全部出清，则是因为社会商品比价（价格体系）不合理，是价格体系失衡导致了供求结构失衡。

以国内煤炭生产为例。前几年煤炭生产过剩，原因之一是煤炭企业未支付原煤成本。照理说，企业生产加工所需原料是应该付费的，比如纺纱厂需要棉花就得花钱购买；可煤炭企业的原煤却免费供给，实际上，就等于政府给了企业变相补贴。既然原煤免费，企业当然会不断扩产。这样看，煤炭生产过剩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要追问的是，如果煤炭生产过剩是因为原煤免费，可钢铁产能为何也过剩呢？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价格。前些年煤炭价格一路上涨，而电价却受到管制，由于煤电价格未能联动，一方面造成了电力企业亏损，而另一方面钢铁企业却享受了用电优惠。钢铁、电解铝等高耗电行业产能过剩，用电价格相对较低应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再看“僵尸企业”。前面说过，企业因产品压库或产能过剩而持续亏损，如果超过一年仍不关停并转即为“僵尸企业”。为何会有“僵尸企业”存在？经济学的推断是背后有政府支撑。事实确实也如此。前些年我调研过一些亏损企业，有的企业资不抵债却苟延残喘，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一直在给企业输血。要是政府不输血，企业不可能存续下来。

综上分析，用市场机制去产能、去库存需把握三个要点：一是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，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；二是放宽市场准入，鼓励要素流动，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；三是取消对“僵尸企业”的补贴。同时，政府也要做好三件事：进一步简政放权；维护公平竞争环境；为“僵尸企业”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的托底保障。

稳投资杠杆必须管控好消费杠杆

■ 防范金融风险要管控投资杠杆，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费杠杆，降低消费杠杆率

学界有一种流行说法：投资、消费、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。而我认为，投资、消费、出口并非三驾马车，三者合起来是一驾。其中消费是马，投资是车，出口是车上的物品。也就是说，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，若没有消费需求，企业是不会贸然扩大投资的。所以防范金融风险要管控投资杠杆，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费杠杆。

投资由消费带动，那么消费靠什么带动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，是收入决定消费。可是到马歇尔之后，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。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《利息理论》中说，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（一系列消费活动）。如某人拥有10万元，若用7万元购买了消费品，这7万元便是他的收入；余下3万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资产（如储蓄、股票等）。显然，在费雪看来，收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：狭义收入等于消费；广义收入则大于消费。

1936年，凯恩斯出版了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，为了解释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不足提出了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”。意思是：随着人们收入增加，消费也增加，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，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（消费倾向）会下降。从增量看，一个人收入越高，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，故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并不同步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，由于消费信贷悄然兴起，于是出现了消费者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。比如，有人用自己的收入本来买不起房，但有了消费信贷后他们便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住房。有经济学家认为，这类现象的出现也证明收入决定消费的理论不成立。果真如此么？有两位经济学家用自己的“假说”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。

莫迪利亚尼的“生命周期假说”指出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。通常的情形是：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，有负债；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，有储蓄；老年时，消费会大于收入，用储蓄弥补缺口。前后算总账，一个人一生的消费，最终仍取决于他一生的收入，其消费并未超过收入。

弗里德曼的“持久收入假说”认为，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，而决定消费的是人们三年以上相对固定的持久收入，而非现期收入。现期收入固然对消费有影响，但影响不会太大。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，但若持久收入高，他也有可能增加消费，不然就不可能有消费信贷存在。

不难看出，以上两个假说讲的其实是同一道理：从短期看，一个人的消费有可能大于收入；但从长期看，消费终归还是要由收入决定。可这里有一个难题：照弗里德曼的假说，消费者按持久收入消费，银行按客户持久收入贷款，那么美国当年怎么会出现次贷危机呢？显然，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

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是消费杠杆率过高。举个例子解释：某人有100万元想购房，假定银行不提供房贷，那么他只能购买100万的房产。现在假定有消费信贷，比如银行可提供50%的贷款，那么他用100万就可购买到200万的房产，杠杆率是2倍；而银行若提供90%的贷款，他用100万便可购买1000万的房产，杠杆率是10倍，可见信贷杠杆对扩大消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当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，正是杠杆率过高所致。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中国经济稳增长要提振消费，而提振消费需要消费信贷的配合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扩大消费应控制消费杠杆，否则一旦形成虚假市场需求会推高投资杠杆率，所以去投资杠杆，前提是要管控好消费杠杆。

降企业内部成本与减税要双管齐下

■ 如折旧不进成本，企业可用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更新

■ 政府应加大减税力度，下调所得税税率

关于降成本，目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在两方面：一是降企业内部成本；二是降企业外部税费。去年减税已达1.3万亿元，今年减税力度还会加大。现在要研究的是，怎样进一步降低企业内部成本？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对成本有深入的认识，让我们先讨论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。

日常生活中，人们所谈论的成本大多是财务成本，如固定成本、变动成本、总成本、平均成本等。而经济学讲的成本则是机会成本，即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最高代价。两者的区别：前者指价值耗费；后者强调成本要从选择角度看，一项投资（价值耗费）若存在选择，经济学认为是成本，若不存在选择，则不是成本。

于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从选择角度看，财务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是不是成本？如果是，它是一种怎样的成本？如若不是，企业又该怎样处理？我们知道，目前固定资产折旧是摊入成本的。不妨设想一下，假如不将折旧摊入成本，企业是不是可以大大降低内部成本？

问题在于，固定资产折旧是否计入成本，关键要看折旧究竟是不是成本？我的看法，若从机会成本看，固定资产投资是成本；而折旧却不是成本。理由是，因为企业在决定是否购置固定资产之初有选择，有选择当然是成本。可折旧不同，固定资产一旦购置，企业便不再有选择，没有选择，折旧也就不是成本。

经济学另有一个成本概念，即“沉没成本”。“沉没成本”是指已经发生而无法回收的投资。比如你上大学四年，共花去学费10万元，即便你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，学校也不会把学费退给你。这10万元是你的沉没成本。斯蒂格利茨也举过类似的例子：你花7美元买了电影票，事先并不知道这场电影是否好看，结果看到一半发现影片很糟，此时你要不要离开？斯蒂格利茨说应该离开。因为那7美元已经沉没，不离开你会赔上更多时间。

固定资产折旧也如此。对企业来说，固定资产投资木已成舟，若企业不破产拍卖则无法变现，即便变现也无法足额收回。这样看，固定资产折旧是典型的沉没成本。既然沉没成本不是成本，折旧就不必摊进成本，如此一来，企业内部就有了降成本的空间。可也许有人会问：折旧不进成本，固定资产如何更新？成本降低后企业要多缴所得税怎么办？

固定资产更新其实不成问题。折旧不进成本，企业利润会增加，企业可直接用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更新；而让企业多缴所得税倒是个难题。要解决此难题，需要下调所得税税率。中央已明确表示将加大减税力度，只要将中央的要求真正落实好，这个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政府补短板重点是弥补市场失灵

■ 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投入

■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

■ 调节收入分配

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不仅要“去库存”，同时也要“补短板”。目前国内经济“短板”何在？对此，学界见仁见智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，甚至对同一产业，往往会有两种相反的判断。人们有不同的判断并不奇怪，长短本来就是相对的。若无长线产业，也就不会有短线产业。

问题是在长线与短线并存的情况下，产业结构应该怎样平衡？上世纪80年代初，学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。争论的焦点是，经济平衡应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？有学者根据美国学者彼得提出的“木桶原理”，主张按短线平衡。而也有学者不赞成，认为既然木桶的盛水量由短板决定，那么就应该补短板，按长线平衡。

事实上，以上两种主张都是错的。所谓长线产业，表明该产业供给已经过剩，此时若不去产能而按长线平衡，结果必然会雪上加霜；相反，若按短线平衡，那么就得去产能。但若此时不补短板，仅是去产能又难免矫枉过正，造成资源浪费。而且短线产业一旦发展起来，今天的长线产业很可能会成为日后的短板。

再往深处想，不论“按长线平衡”还是“按短线平衡”，潜台词都是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。可是政府并无先知先觉，不可能准确预知市场未来的变化，由政府主导怎可能达到结构平衡呢？当然不是说不能由政府补短板，而是政府与市场应有分工。我的观点是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，补短板要让市场主导；在市场失灵领域则由政府主导。

若将竞争性领域的短板交给市场补，那么哪些短板需要政府补呢？经济学研究表明，市场在以下三个领域通常会失灵：一是公共品或公共服务领域；二是经济存在外部性的领域；三是收入分配领域。以上三个领域若存在短板，政府就应承担起补短板的职责。

具体讲，在公共品或公共服务领域，政府首先要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。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到来，皆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支撑，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属公共品，相对于技术研发，目前是我们的短板所在。另外，基础设施、义务教育、公共医疗服务等准公共品，有些市场不供给，有些市场供给不足，这些短板也需要政府投入。

在经济外部性领域，当前最突出的短板是生态环境。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，是企业排污却不承担损害环境的社会成本。要保护环境，就得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，可是市场却对此无能为力。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建议由政府向排污企业课税，而科斯建议通过排放权的交易解决。有学者说科斯方案不需要政府，这看法不对。政府若不出面界定排放权，科斯方案何以落地？

另外市场还有一种失灵，即收入差距扩大。市场通行的分配规则，是“按生产要素分配”。马克思分析过，按要素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。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先富带动后富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。现在看，“按要素分配”确实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但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了。目前，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，大力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，其实就是在补短板。［作者系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副校长（副院长）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］（综合科）